《万历十五年》是美籍华人黄仁宇的明史著作，在历史研究领域具有独特的地位。
这本书以 1587 年这看似平淡的一年为切入点，为看待明朝历史提供了独特视角。1981 年美国耶鲁大学出版该书英文版，1982 年中华书局出版中文版，自此开启了在中国风靡的序幕。多年过去，它不仅没有沉寂，反而越来越受人追捧，在学术界和文化界都有着深远的影响。
此书与很多学术著作不同，风格介于学术和通俗之间，不会太枯燥乏味。文章的很多注释都标有文献，体现了作者治学之严谨，有典可查，有理有据。作者黄仁宇先生的博学和专业，也让此书让人信服。他曾就读于南开大学、中央军校，后赴美攻读历史，获得博士学位，还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。翻开《万历十五年》后的注释文献，众多的文献引用可见先生治学之严谨。
《万历十五年》的独特历史观也是其受欢迎的重要原因。很多历史研究专著都是从单方面的一个重点入手，一般注重分析，不注重综合。黄仁宇先生自己的观点是大历史观，用望远镜的观点来分析历史，总结历史。书中七章分别写了万历、申时行、张居正、海瑞、戚继光、李贽，通过这六个人来分析总结明朝的历史，这种大视角就是先生独特大历史观。
此书可读性可思考性很强。现在很多人说起张居正，最喜欢说 “世间已无张居正”，这句话就是《万历十五年》的第三章标题。此书记叙了万历朝的几个重要级的人物，包括皇帝、首辅、清官、将领、思想家，通过对人物的分析，总结出历史规律。书中说 “万历十五年表面上似乎四海升平，无事可记，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”，这样的总结需要读者自己去读过前文后，才能明白此话的含义，作者虽然给出了总结，但是读者也要自己动脑筋思考。此书适合一读再读，每一回都会有不同的体会，作者的一句话都值得读者思考。
《万历十五年》注定会是一本影响深远的佳作。它为咱们提供了一种新颖而有效的史观，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明朝制度的问题。在这本书中，历史人物变得有血有肉，通过唯物辩证地研究他们个人的人生，从而使整个历史的脉络更为清晰。这便是黄仁宇老先生的所谓 “大历史观”。
万历皇帝朱翊钧幼年登基，彼时他尚年幼，无力独自处理朝政。在张居正的精心辅佐下，明朝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。张居正以其卓越的政治才能和果断的执行力，整顿吏治、改革税收，使得国库逐渐充盈起来，国家经济情况得到了显著改善。
然而，张居正去世后，万历皇帝逐渐发现这位他曾经视为偶像和恩师的人物，有着不为人知的另一面。朝臣们纷纷上奏，揭露张居正的贪婪、狠厉以及种种不法之举。多年的信仰瞬间倒塌，万历皇帝感到自己受到了极大的蒙骗，他的人生观也因此发生了重大转折。
因立太子遭文官集团反对，以不上朝消极抵抗，长达三十年，使明朝走向下坡路。
在立太子的问题上，万历皇帝与文官集团产生了严重分歧。文官集团坚决反对万历皇帝的意向，这让万历皇帝感到无比愤怒和无奈。他以不上朝的方式来进行消极抵抗，这一行为持续了长达三十年之久。在此期间，朝政逐渐荒废，明朝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下坡路。
张居正在执政期间深得皇帝信任，他深知明朝当时面临的诸多问题，果断进行改革。在税收方面，他推行了一系列措施，如 “胡椒苏木折俸” 等，调整官员俸禄，以增加国库收入。同时，他还大力清查土地，实行一条鞭法，促进了税收的公平和效率，使得国库逐渐充实起来。
张居正的改革措施触动了大地主和文官阶层的利益，他们对张居正心怀不满。张居正去世后，这些人纷纷发起攻击，朝臣们铺天盖地地上奏弹劾张居正。万历皇帝在得知张居正的另一面后，下令彻底清算张居正的罪过，查抄其家产，张居正的改革也因此人亡政息。
随着对张居正的调查深入，万历皇帝发现张居正生活奢靡，这与他一直教导自己要励精图治、以天下为己任的形象形成了巨大反差。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的印象彻底改变，对他的信任也荡然无存。张居正所推行的万历新政也在他死后逐渐被废止，明朝的改革进程遭遇重大挫折。
申时行作为内阁首辅，深知自己处于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的微妙位置。他努力充当两者之间的润滑剂，试图调和双方的矛盾。申时行看透了文官集团的两面性，即所谓的 “阴阳性”。他明白文官们表面上遵循道德规范，暗地里却有着各自的私欲和利益考量。
申时行以和事佬的身份，在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周旋，力求维持朝廷的稳定，让明帝国得以休养生息。然而，在立太子的问题上，申时行的不作为引起了一些官员的不满。他们都以为申时行没有在这个核心问题上发挥应有的作用，于是纷纷弹劾他。最终，申时行被迫下台。
海瑞是明朝的道德典范，他真诚地实践着明太祖所倡导的礼仪道德。他在为官期间，坚持自己耕种以养活家人，不接受贿赂，对百姓的诉讼亲力亲为，实际做到了一心为公。他的行为在当时的官场中显得格外突出，成为了道德的标杆。
然而，海瑞虽然在道德层面令人敬佩，但他却无法在整个社会上起到实际的影响力。明朝文官俸禄极低，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，仅仅依靠道德没有办法解决。海瑞的行为虽然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起到了示范作用，但对于改变整个官场的风气和解决实际问题来说，显得力不从心。
在万历十五年，海瑞去世。他的一生虽然坚守道德，但最终未能改变明朝的颓势。他的去世也论证了道德在大明朝廷管理上的无力。道德虽然重要，但在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和政治矛盾时，单纯依靠道德是远远不足的。
戚继光是一位孤独的名将，他在张居正的支持下辉煌一时。张居正深知戚继光的军事才能，对他全力支持。在张居正的庇护下，戚继光得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，在抗倭战争中屡战屡胜，建立了卓越的功勋。
然而，明朝重文抑武的政策使得军事制度存在诸多弊端，不足以应对战争的需要。戚继光深知这一问题，他努力在现有制度下进行改革。但由于明朝后勤供应无法交给武将统筹，军事上的合理部署也常常受到限制，戚继光的军队面临着严重的后勤保障缺乏问题。
张居正去世后，戚继光失去了靠山。他遭到了朝廷的清算，被调往广东。在广东，他面临着诸多困难，军队腐败、军饷发放成问题，他的辉煌逐渐暗淡。最终，在万历十五年，戚继光去世，一代名将的生命画上了句号。
李贽是明朝的思想家，早年担任低级官员。后来，他出家为僧，开始宣扬资本主义萌芽思想。他的思想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超前性，对传统的封建礼教和社会秩序提出了挑战。
李贽痛恨那些维护封建礼教的伪君子，他主张个性解放、人类平等。他的思想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，被一些人视为异端。但他毫不畏惧，坚持自己的观点，与封建礼教进行了激烈的斗争。
由于李贽的政治主张过于超前，他遭到了保守势力的攻击和污蔑。最终，他被下狱。在狱中，李贽感到绝望，自刎而死。他的一生虽然短暂，但他的思想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在《万历十五年》中，黄仁宇先生深刻地揭示了明朝衰退的原因，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便是传统的以道德代替法制。这种治理模式在明朝达到了极致，成为了一切问题的症结所在。书中通过对万历皇帝、张居正、申时行、海瑞、戚继光、李贽等人物的描写，展现了道德治国的种种弊端。
张居正作为内阁首辅，在执政期间大力推行改革，整顿吏治、改革税收，使得国库逐渐充盈起来。然而，他的改革措施触动了大地主和文官阶层的利益，死后被清算。随着对张居正的调查深入，万历皇帝发现张居正生活奢靡，这与他一直教导自己要励精图治、以天下为己任的形象形成了巨大反差。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的印象彻底改变，对他的信任也荡然无存。张居正所推行的万历新政也在他死后逐渐被废止，明朝的改革进程遭遇重大挫折。这一事件充足表现了道德治国的脆弱性，当道德上的 “善” 与 “恶” 被用来评判一切时，实际利害的 “是” 与 “非” 便被掩盖了。
海瑞是明朝的道德典范，他真诚地实践着明太祖所倡导的礼仪道德。他在为官期间，坚持自己耕种以养活家人，不接受贿赂，对百姓的诉讼亲力亲为，实际做到了一心为公。然而，海瑞虽然在道德层面令人敬佩，但他却无法在整个社会上起到实际的影响力。明朝文官俸禄极低，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，仅仅依靠道德没有办法解决。海瑞的行为虽然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起到了示范作用，但对于改变整个官场的风气和解决实际问题来说，显得力不从心。在万历十五年，海瑞去世。他的一生虽然坚守道德，但最终未能改变明朝的颓势。他的去世也论证了道德在大明朝廷管理上的无力。
道德治国使道德上的 “善” 与 “恶” 掩饰了实际利害的 “是” 与 “非”，让伦理判决替代技术化、制度化行政管理。
明朝以伦理道德治国，以抽象的道德作为裁处争执的依据，而非法治，国家缺乏法令。在这种治理模式下，道德上的 “善” 与 “恶” 掩饰了实际利害的 “是” 与 “非”，让伦理判决替代了技术化、制度化的行政管理。
例如，在官员的考核中，中央主要是依靠道德，而非政绩，来作为对官员的考评。张居正的考成法，虽然在一定时期内起到了非消极作用，但最终也只是昙花一现，旋即人亡政息。在基层，官府以道德治民，而非《大明律》，并常倚靠乡绅地主管理小民。这种治理模式使得国家的治理缺乏可靠标准，陷入困境，沦于半瘫痪状态中的法律也当然无法填补这种缺陷。
对当今社会治理有借鉴意义，凡是能先用法律及技术解决的问题，不要先扯上道德。
《万历十五年》对当今社会治理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。凡是能先用法律及技术解决的问题，不要先扯上道德。因为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，不能分割，也不便妥协。如果道德上的争执持久不能解决，双方的距离会慢慢的远。
在当今社会，法治是社会治理之本。在社会治理中，法治既规范公共权力运行，又调整各类社会关系，规范公民行为，化解社会矛盾。尤其是在处理一些复杂的利益关系、解决一些深层次矛盾时，法治往往是最可靠、最管用的依据和手段。同时，法治的有效实施又离不开自治和德治。没有群众基础和道德滋养，法治就缺乏活力和温度。
德治是社会治理之魂。道德是社会治理的内在要求，对法治、自治起引领和支撑作用。德治通过道德教化感召人，通过道德规范约束人，通过道德力量凝聚人，进而实现社会和谐有序。同时，自治和法治也为道德建设提供制度支撑和实践平台。
因此，在社会治理中，我们该正确地处理自治、法治、德治的关系，实现良性互动、有机统一。法治为自治提供规范和保障，法治是德治的制度支撑，法治是调节自治与德治关系的平衡器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可以实现社会治理的共赢，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坚实的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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